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苏晓康 张敏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一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些儿踩个空。-作者题记鲁哀公十六年，孔子要死了。当他拄着拐杖倚门而唱：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着唱着就抽噎起来。七天后，他死了。他一生到处备受冷眼，累累若丧家之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头来还是凄凉而死。然而奇怪的是，那原已衰微的古老文明竟靠着他猛力的一推，又滚滚碾过了两千年！我们评价不了孔子这一推的功罪，却朦胧地感觉到，一个巨大文明的延续竟如此依赖于传递者的伟力，实在是一种很神秘的历史现象。这运载、传递文明的伟力，应该是极神圣的。我们便仰仗这神圣的传递力才成为这个星球上拥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曾几何时，历史已成重荷，文明也显古老；我们欲求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那文明传递的神圣伟力，那如孔子作为教育家的“不怨天、不尤人”的执著精神而今是否仍然存在？一、文明的断裂望子成龙众生相儿子六岁了。想到这只知贪玩儿的小子从此就要背上书包这副“枷锁”，我
不免心头有些黯然。是人都得经过这座文明的“炼狱”，我是懂的。然而，出去跑了一阵入学的门路才知道，我对如今北京城里上小学的艰难，竟同傻乎乎的儿子一样浑然不知。燠热的七八月呵，不仅对高考生来说是“黑色的”残酷，对于那些从“十月怀胎”起就一往情深地进行各种名堂的胎教的年轻父母们来说，也是焦灼甚而可怕的。年年每逢此刻，在教育神殿的门槛前，匍匐着数不清的颤悸的心。似乎只在这一刻，这殿堂的神圣才是无以伦比的。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恍惚间，当年父亲牵我第一次上学的情景朦胧浮现，记得我蹦蹦跶跶地窜进校园，那校门好象平常极了。如今轮到我们这一代领儿子去进哪家校门，就非同寻常了。它不仅将决定孩子今后的命运，而且仿佛还关系着家长的荣辱-学校是分重点非重点的，这区别似乎是宿命地把往后的前程、等级、贵贱都在这一次选择中基本敲定了。每一位年轻的家长都深信，给孩子挑一所“重点”就象他们自己重新选择一次人生。但恼人的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偏又不象高考生那样可以硬碰硬凭成绩分优劣，而是由户口决定的-学龄儿童按户口所在地划片就近入学。于是早在每年一二月间，北京城里便有一场转户口的风潮悄然开始了。这真是一幕充满机智、狡黠乃至谎言伎俩的滑稽戏。偶闻其中一鳞半爪，便叫我为之恻然。有“先见之明”者，早在腹中成胎之际，便把户口落进亲友家中，待孩子生下便拥有了“片内”户口，于是就象前清吃“铁杆庄稼”的旗人似的无忧无虑了。“片内”有亲戚的主儿其实不必这等性急。待孩子长成，再同亲戚去换房站办理户口和住房证的交换手续，但并不搬家，“片内”户口照样垂手可得。只苦了“片内”无亲无友的了，那就得付出些代价。“片外”某君以40平米住房换了“片内”27平米，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牺牲13平米的住房去换个孩子的“重点户口”，虽说亏得狠了些，也是情愿的。还有更惨的。黄城根南东路口有个售货员，为挤进“片内”，百般换房，不料换了一家住私房的，他把公房让出，那边却不准他再进私房，最后竟落得在“片内”一个门洞里栖身。可怜天下父母心呵！真换房的、假换房的、认干亲的、假离婚假结婚的。北京人什么招术想不出来？一位母亲领着孩子到某重点小学哭诉，孩子他爹惨遭车祸身亡，只好寄养姨家，虽无“片内”户口，学校怎忍推出？入得学来，那孩子才说：“我爸活得好好的。”自然，这些都还是平民的招术，有的人是不必要这些雕虫小技的。可户口对老百姓来说，却非同小可，乃至某单位因施工将大门改在另一条街上，竟引起轩然大波-门牌的移动，立即发生划片归属的变异。也自然，重点小学的教师们是深知其中奥妙的。每年二月后，需得挨户核实户口和人头，近年来也不得不学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每当招生季节随着酷夏来临，重点学校门前便车水马龙，水泄不通。教师们都作好充分准备来迎接这一年一度的灾难和“战争”。家长们围着他们央求哀告，哭的、吵的、闹的、作揖的、要下跪的、摔户口本的、赖着不走的。人们把一颗颗滚烫的爱子之心蘸着辛酸的泪水捧给他们，也用各种精心编制的甜言蜜语、许愿承诺、捶胸顿足、瞎话谎言来浸泡他们、软化他们、激怒他们；右邻左舍的各种关系户、菜店、房管所、派出所、煤气站、副食店、居委会等等，也都蜂拥而至，来索还对他们预先支付的种种人情、照顾和恩惠······断不清的官司又移交到区教育局。家长们便又一拨儿接一拨儿朝那里涌去。局长象个见不得人的“通缉犯”，出出进进戴一副墨镜，就怕被人盘问：“您是某局长吗？”一旦被人认出，立即陷入重围。人们把他堵在办公室里，不让他做事，不放他回家，有的索性把孩子往他怀里一推就走。孩子在院里撒欢儿，饿了渴了也来闹他。教育局成了幼儿园······教师和局长就是浑身长嘴也说服不了家长不要迷信“重点”，因为办“重点”的事实是路人皆知的。只是痴心的父母们并不知道，“重点”的承受5
力不是无限的，如此倾盆大雨地灌将进去，“重点”的优势便立即化为乌有。倘若大都市里那种在商店、地铁、公园、车站等等到处叫人头皮发麻的拥挤状态一旦侵入宁静的校园，那么小学生上课这件极要紧的事，也只好象大街上挤车和胡同里排队上厕所一样讲究不得斯文了，这么一来，倒真的把重点非重点全抹平了。其实，就在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正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奔“重点”的今天，北京市各区教育局却都在那里为绝迹多年的小学二部制终于不可避免地要大面积卷土重来而一筹莫展呢。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发出警报：从今年开始，建国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口开始进入小学。也许，它就象一场陡然涌来的洪峰，会将大地上所有的河道、沟渠、洼地全都涨满、挤裂、弥平······西城区目前在校生四万五千余名，未来三年内将以每年一万名的幅度递增，到1990年预计要猛增到七万名。眼下提前开始扩建校舍的学校已经借用别处教室实行了二部制。而对大多数学校来说，无论新建扩建，还都既无资金又没地皮。宣武区目前小学九百个班，到1990年将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个班。那里教育局的同志惊呼：“我们是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遭遇这个人口高峰的，校舍奇缺，师资来源枯竭，这学还咋能办好？”专家们也把人口压迫教育的危急状况，列为中国未来教育十大危机之首。每一个盘算着自己那个“小皇帝”的锦绣前程的家长，或许就象洪峰尚未到达前的江河两岸的一木一石，对快要降临的灾难是漠然置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虔诚地笃信着学堂神圣的教化功能和“师哉！桐子之命也”的信条，他们深信孩子只有送进去才会出息，他们把对未来的希望象赌注一样全都押在上面，决不去理会那些危言耸听之谈的。我想，悲哀也正在这里！麻木中的预警声每年七八月间，当翘首以待却又胆战心惊的人们穿梭往来于各大、中、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他们密切相关的信息偏偏很少引人注意。那是一个很微弱的声音，但却年年必定夹杂在招生热潮中呼吁儿声-去年8月14日的《光明白报》的一则消息透露：“今年师院的生源比往年更困难······北京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不报师范，不选择教师职业的问题日趋严重。”同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也以《师范院校为何依然门庭冷落》为题发表一篇调查：“帮我们呼吁一下吧，师范院校招生太惨了。长此以往，教育事业将不堪设想！＇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之一-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志却对记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当着中小学的大门被滚滚而来的学生几乎要挤破的同时，师范学院这边却门庭冷落、一派凄清。在这冷热、盛衰之间仿佛公然宣称着一个荒诞的逻辑：越是希望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偏偏越是看不起教育这个行当。在这逻辑后面似乎还暗伏着一个不祥的怪圈：社会的教育功能恰恰在生产着非教育的社会力量，继而形成一种自我窒息的反作用力，结果是人才创造得越多教育反而越萎缩。长此以往，望子成龙之辈们还会有什么指望？我常常被眼下中国的各种怪圈弄得迷惑不解，诸如离婚越难反而离婚的越多，盖房越多城市里人的生存空间越窄等等，叫人摸不清船究竟是弯在哪里？但我相信，社会机制的紊乱，总有它合乎规律的根源。这怪圈，说到底是规律对人类的报复。荒诞的逻辑一旦公然行世，恰恰证明了某种社会机制的荒诞，而这荒诞说不定正是真理的二律背反。他叫田畅，父母都是教师。高中毕业时，他却以“这辈子不吃教师这碗饭”的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向我们显示了一颗早熟、隐痛、凉透了的心-他太清楚中学教师这种职业在社会上的档次了。用不着别人向他宣传、动员。十六年之久的酸甜苦辣、耳濡目染，使一个教师的儿子在高考志愿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毫不迟疑地写道：“除师范院校外，其它院校都服从。”他象躲瘟疫一样竭力躲开父母所从事的职业，这在有着子继父业的深厚传统的中国人看6
来，是否有些“叛逆”之嫌？其实，世上没有比父亲更叫他敬重的人了。每当夜间，在那12平米的斗室里，父亲怕影响他和弟弟做功课，总是独自躲在角落里、戴着耳塞机、几乎是贴着荧光屏默默看电视。父亲总是等他们的功课做完了，才使用那张饭桌批改作业。这时他躺在行军床上瞅着父亲的背影，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酸楚。他的父亲，一个当年上海复兴中学的高材生、1957年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本科毕业生、二十多年来发表过多本著作和译著的知识分子，竟落到连一张书桌都不能独自占有的境地，这对他这个八十年代的中学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父亲所经历的是一段叫他不能理解的历史：学地理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通县农校教书，农校解散后，又转到顺义县一个公社的戴帽中学，整天领着学生深翻土地、夏收秋种、大办沼气；自己学的专业丝毫用不上，却是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俄语什么都教过。后来妈妈在北京幼师毕业，也到了顺义。直到父亲在那里任教满25年才回到城里，等待全家的却是一间12平米的小屋。他和弟弟就在那大人与小孩轮流分享饭桌、每晚拆桌支床的岁月里渐渐长大了。当他们哥俩终于都熬过13岁时，那条难以企及的分房标准线居然也渐渐在望了-按照规定：中学教师人均3.5平米以下、子女13岁以上，且夫妇双方都在教育部门工作者具有分房资格。但就在这时，妈妈得癌症死了。小屋里剩下三个男人，人均平米数重新突破3.5······诚然，他是无力改变父辈的命运的。但如果给他选择的权利，他当然拒绝承袭父辈的命运。父亲在给他以知识遗产的同时，无形中也给了他另一种悲剧性的遗产：他不能走父亲的路。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找他谈话：“以你的分数，报考清华师资班和师院比较合适，不然，你就只能读大专了。”他摇摇头，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北京建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系。那是一个两年制的走读的大专，可同盖房子有关。呵，一个孩子的房子梦！我们能责备他的选择吗？他姓罗，做中学教员到70岁才退休。此到，我同这位他经沧桑已入党耋之年的老人，坐在静静的一隅，听他象是从极远处对我说-如今教书先生没人干了，大伙儿都挺纳闷。其实要说缘故，也明明白白。人活着总得有个盼头，盼国家好、世道好，自个儿和家里人也好，活得不费劲，再长点能耐，做点正经事。有这么个盼头让他奔着，他活着就带劲儿了。我是1912年生人。父亲一辈子做小职员，月薪21块大洋，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我还能读私学，19岁小学毕业。成人了，总想独立，就去考中等师范，吃住都有着落了。毕业后做小学教员，挣45块钱。那时不兴长工资，终身就这45块。当时警察月薪是8块，去官府里办事也就二十多块，科长也没小学教员挣得多。中学教员的薪水还要高呢。那天我和老友们聊起当年，人家都说知识分子清高。倒不是我们故意瞧不起谁，教书的人讲究洁身自好，不愿去钻营，也没那份能耐，只觉着凭知识吃饭挺如意、挺干净。浑身的穿着打扮，是那么回事儿，倒给了别人一种清高的印象。如今啊，你想清高还清高不起来呢！我在小学教了七年后考上北京大学农学系。一边上大学，一边还教小学，自己供自己念书。读大学就是为了奔那个中学教员的职位。那会儿教员的身份可不象现在，多少人梦寐以求啊。当时考师范很难，一千多人去考，只取九十个，还能不优秀？你想干还未必有那个福气哩！这辈子经历了不少事，人生也算看得清楚。1940年以后，苦得很，正抗战，吃混合面，挣的钱只能够自个儿一张嘴。世道一艰难，教书的人就倒霉了。解放后到这个学校，一口气又教了30年，教不动了才回家。刚解放时，心气儿是向上的，待遇也不低于三十年代。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瘪了，后来闹“文革”，教师受的罪比谁都多，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后来拨乱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师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实则降。其它行业的待遇上去了，教师上得慢。到现在，中小学教师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好象还是悬案。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反正我就知道一个理儿，教师的身份跌得太低了，这个国家就麻烦了。各行各业要是都比教书有利可图，那谁还肯教书呢？人人都看着当官油水大，都眼红权力，这事儿就崴泥了。你可别小看这股劲，一成风气，扳过来就难了。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歪门邪道，可教师不能歪。不歪是对的，不是错的。可你顶得住吗？象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哩。如今你撑撑试试？拎着菜篮到自由市场一转，你自个儿就跌份了。话说回来，这副穷酸相，别人也不正眼看咱，也不待敬咱，整个社会都不正眼看教育。这么一来倒好，章程拧倒个儿了，学校办点子事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求人给点施舍，给盖点房，象要饭似的，这怎么行呢？亏待了教书的，要受报应的。人才中的上流甭想吸引过来。老北京有几所办出名气来的中学，象一中、惠文、贝满等等，当初都是靠待遇好把各中学棒的老师收罗去了。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两种工作一个样儿的干，一个待遇高，一个待遇低，上哪儿？哪儿苦上哪儿？那是有条件的，得作出评价。自愿报名，给你戴朵大红花，之后就不理你了，行吗？人要不怕苦，不能老苦。据悉，鉴于往年师范院校招生难的情况，今年北京市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即试行师范院校及师资班提前单独招生的办法。此项政策规定：志愿可以文理兼报，考试提前在五月初进行，凡是已被各师范院校录取的考生不得再报考其他院校，未被录取的还有资格参加七月份的全国高校统考。显然，这是一项对于考生来说既有诱惑又不带风险的明智的政策，它起码可以在全国统考之前把一批高考没有把握的高中毕业生吸引到师范院校来。据《光明日报》今年4月19日的一篇报道披露，往年冷寂的北京师范学院门庭若市，前往咨询的人们络绎不绝，达万人之多。如今的高中生不那么简单。他们的狡黠有时是颇令人头痛的。招生部门已经发现某些不正常的端倪：不少考生表面上积极报了名，暗地里却做好准备到时漏考最后一课 这样即使他考得再好，也注定不会录取。他们竟然把这次师范提前单独招生变成了大考前碰碰运气，适应考场气氛，练练竞技状态的一次预演！呜呼！各家自有各家的高招。中国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对此退避三舍，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望而怯步师范院校的生源枯竭已急煞当局，殊不知，已经拢进大门来的一批师范生，还更叫人焦心呢！师范生的分配去向理所当然是到中小学做教师，然而，如今这在他们中几乎已被视为畏途。年年分配关头，师范生们都各“逃遁”有术.这情形我们在后文还有详笔。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昔日师道的光彩，是何以在当代青年心目中黯淡下去的。师范生们决不讳言这一点。他们最可爱之处就是永远也学不会掩饰他们对一切的率真评价。今年春天，我们在一些中学采访时，碰巧遇到了一批正在那里实习的师范生，有北师大的，也有师院的。他们同我们在毫无戒备心和虚伪应酬的气氛中讨论了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自然，需隐去姓名，以免麻烦。女生A-“高考时我没报师范，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哭了。爸爸妈妈都在大学里教书，劝我，说女孩子当教师也算合适的。有机会再跳出来嘛。从他们身上，我多少知道一点当老师的辛苦。现在自己站到课堂上来，一站45分钟，好漫长呵！课上一席话，课下不知要反复磨多少遍。辛苦不说，有病也没法请假。来这里实习，就看到不少老师兜里揣着病假条上课、这工作就象躺在一张橡皮筋编的网上，越坠越沉，似乎下面是个没底的窟窿。我真不愿多想它。反正拿通知书哭了一次，毕业后我更会大哭一场的。”男生B-“我中学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没考好，校长建议我第二年再考，后来不知道哪个老师替我填报了师范。我被录取，完全不是自己的选择。这次来实习，大家都提不起劲来，还生怕干得卖力，被指名留下。不过，中学教师的甘苦，这回真算8
领教了，工作哪有上下班之分？连走路都得琢磨学生怎么管、课怎么讲。干这活儿你还没法瞎对付，往学生跟前一站，好歹是个师长，稍微讲点脸面的人，总想干好。那你就受累去吧，有多大精力都得熬干！就这么辛苦，到头来还没人念你这点儿好。所以同学们都说，要没这趟实习，不到中学来瞧瞧，明儿分配了，兴许糊里糊涂还能去干；这么一瞧，说什么也不能去呀。”男生C-“社会上只有一天重视教师，那就是教师节。什么好听的话都让教师在这一天听个够，过了这时辰您就捎一边呆着去吧。当然也不光是说点好听的，还优待些其他商品，不过据说有的也是乘机推销积压物资。人心是杆秤，教师当真值几个钱，大伙心里都明晰。难怪这回我来中学实习，在资料室看书，听一旁有位老师问另一位：你怎么让那个学生报师范呀，他学习不是挺好的吗？有回一个中学生还对我说：“我哥哥学习不怎么样，想报你们学校试试。你们听听，这种话叫我们师范生听了，能不难受吗？不过冷静想想，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咱也别气不份儿，靠自己哄自己过日子！”女生D-“今年师范提前招生，倒是挺新鲜。不过我看靠这办法想招优秀生，也难。要是师范都招些低分生，那非恶性循环不可。你越掉价儿人家越瞧不起，越招不来好的还真越掉价儿。如今弄得我们这些读师范的也自觉矮人一截，好象比那些函大、夜大、电大还不如。老师真象一支蜡烛.把自个儿烧没了去照亮别人，对这种必定要做出牺牲的特殊职业不采取特殊政策，谁还肯干！不知道上面为啥算不过这笔帐来？”实习带队教师-“我是81级师范毕业生，因此我很能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我毕业实习那会儿也经历过这种幻灭的痛苦。在中学见到一位女教师，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就象六十多岁一样苍老，她那满脸的皱纹好象告诉我，这是一种多么销蚀生命的职业，而且是在极其平凡琐碎的过程中被悄悄吞噬掉的。我常想，对于今天这一代人来说，教师的辛苦和清贫也许并不是最难以接受的，最可怕是在默默无闻的消耗之后仍然得不到心灵的慰藉。许多师范生并不惧怕这职业，怕的是中学里那种狭窄的、停滞的和窒息的环境和气氛，对个性特色及创造性的可容度太小，他们很想有所作为但施展的天地很有限，幻灭之后就想走，又走不脱。这就使后来者望而怯步。”今天的教育事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批继承者。他们自私吗？觉悟低素质差吗？缺乏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吗？人们尽可以这样评价或责备他们。但是，你有力量改变他们吗？你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就表现在师范招生时那慷慨激昂的动员和大张旗鼓的宣传吗？是的，我们也很惊异。党的号召，思想动员，政治鼓动，都曾经是很有效的。它造就过一代良师，神话般地孕育过奇迹；但何以今天它会变得如此不中用，而至今仍被奉为唯一的灵丹妙药？我们甚至辨不清：究竟是时代在愚弄人，还是人仍要固执地愚弄时代？二、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教书的工作为什么叫你那么醉心，醉心得连我们也想流泪。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吗？学校天地之小、学生管教之难、教师待遇之低，你乐的是什么呢？-是啊，乐的什么呢？天知道。可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历史还记得他吗郑怀杰还会等待那十年一次的聚会吗？倘若真有这聚会，他会流泪的。只不知这泪是欣慰还是伤感。是的，也许只有这种聚会，才能叫人想起那段早被遗忘了的历史。三十年前，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在一个欢送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会上说：“解放后，大批工农子女入学，教师不够，你们的弟弟妹妹没人教。党希望你们留校教书，帮我们拉扯他们一把，凡是考上大学的，保留学籍两年。两年后，你们再去读大学，好吗？”全市三千名毕业生自愿留下了五分之一，这600多个都是优秀生，大多已被大学录取。郑怀杰也留下了。9
他几乎是不做思索地就把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塞进了抽能，绝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终生的诀别。两年后，各大学都来函催促留校生快去报到，他又放弃了。三年后，他亲手把一个毕业班送进了大学，自己还舍不得走。这一年他入了党。十年后，在庆祝他们这些留校生任教十周年的宴会上，孙局长又来了。他说以后每十年都要果会一次。那一次，郑怀杰觉得一切都得到了报偿，虽然那时并不高谈“奉献”。很奇怪，在社会上并不高贼奉献的年代里，偏偏人们奉献得极为心甘情愿。别以为五十年代的人都是“傻帽儿”，不懂上大学的要紧。起码，对于郑怀杰的父亲-留美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来说，儿子天经地义是该享受高等教育的。为这，他同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妻子千方百计给了儿女们一个金色的童年和最优越的初级教育。他绝没有想到，竟是他最钟爱的长子郑怀杰，此生偏与大学无缘。一个博士家的长子甘愿做了孩子王，这事无论在当时多么平常，今天也会变得不可思议了。倘若人生再让郑怀杰选择一次，他会怎样呢？这问题提得荒唐吗？不。你再听听郑怀杰后来的命运，便知道什么叫荒唐了。他终于没能盼来第二次聚会。来的却是整整十五年的苦难。1964年四清一开始，他就被开除了党籍。罪名同五七年的右派如出一辙。他无意中曾对学生说，西方人主要吃肉蛋奶，揭发者给他加了个下联：中国人主要吃草茎籽。于是，他忽然发现愚昧是那样强大，冷酷、翻脸不认人。他原本就是为了清除愚昧才放弃了上大学的呵，结果愚味反而收拾了他。他按月把党费装进一个信封，塞在枕头下面。“文革”一来，他陷入了更深的地狱。一个礼拜要挨60场批斗，真真是体无完肤了。当初让他拉扯一把的“弟弟妹妹们”，如今象牵牲口一样拉他去游街、用三角皮带抽他跳牛鬼蛇神舞，他跳着，心里却在想：我为什么要留下来送你们上大学呢······然而，灾难一过去，他还得拼命送他们上大学。他当了校长，得抓升学率。他把教师、学生、家长都请来，亲自作示范讲公开课。他摸索出一套入学教育的新办法，给初一、高一学生注入强大的“第一推动力”。他还得到处去张罗钱，为了能给教师每月发点奖金、加班费、给负责学生早读的教师供应一碗豆浆、两个油饼······可是，有人突然对他说：你的文凭呢？没文凭你能算知识分子吗？怎么有资格当校长呢？于是，他在52岁的年纪还得去奔一张大专文凭。他当年那样轻易奉献出去的东西，如今也板着不容通融的面孔来报复他了。他原来早该是高级工程师或教授了，如今却同儿女一辈为伍去上夜大、函授什么的。他还保存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只是纸已发黄、那“鋼鐵”两个繁体字也早就简化得让现在的大学生也写不囫囵了。百叶箱的梦睡去了，又醒来了。她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小百叶箱洁白、亭亭玉立的轮廓。脚下是绿茵，身后是蓝天，红领巾象火苗儿在四周窜动···.··人老了，偏多梦。半个世纪的往事纷至沓来，人影离乱。华北大平原的夜空。偎在妈妈膝头数星星。“跑鬼子”。西北联大黑板上那幅中国地图，犹如雄鸡唱晓。镰刀斧头下的宣誓。炼铁炉里的火苗儿。书记大喊：“同学们快出来看苏联的人造卫星！”“书记，那不是卫星，是气象台放的高空探测仪。”“你行啊，你内行，你大学毕业！”五七年的酷夏。“朱聪颖，你和右派性质差不多，你的党籍被取消了。”······“朱聪颖同志，委屈你了。不过你没正式戴过右派帽子，也谈不上改正了。”······这都是些什么呀？她厌恶地晃晃头，把它们都驱走。她只想梦见那眨巴着无穷好奇的一双双大眼睛。那些小手从后面一拽她的衣襟：“朱老师，我想参加气象组。”她的心就酥了。她这辈子仿佛只为此而活着。一只挂着锈锁的百叶箱，封满尘埃。二十年前它曾是那样出名。谁不知道北京128中学的气象站？虽然很少有人知道朱聪颖这个名字。团市委总结过它的典型材料。四个城区和郊区许多地理教师听过她的讲授。儿童艺术剧院还派滇员来体验过生活，回去排了话剧《小雁齐飞》。这些，人们早都忘记了。有谁还能体味得出一个两鬓银丝的中学女教师面对一只百叶箱时的心情呢？10
她一看到它眼就湿润了。五七年她失去党籍之后，开始有了它。她能把大陆和海洋召唤到教室里讲给学生听，也能编歌谣让他们唱唱笑笑就记住了名山大川、城市铁路，可枯燥的气象知识学生不爱学。她想了一个妙主意，去找市少年科技馆的刘金贵老师。她俩在128中办起了气象站。那百叶箱在草坪上一立，孩子们全着迷了。一百多人天天跟着她写观测日记，每个人都成了家里的气象预报员。有个叫沈人德的女孩，是沈钧儒老人的孙女，那一期的气象站长。后来她读了农大气象系。朱聪颖从此开始编织一个金色的梦：假若在全市各中学有布局地建立一批正规的气象哨，就作为国家的一项科研课题-研究“城市热岛”而长期提供数据资料，中学生和地理教师就有了一件大事可做了······但是，如今她在一个展览会的角落里找到了气象组的展品，仿佛是一堆破烂的古董。她把它抱回家去，就象抱着一个天折的婴儿，一个梦的残骸······马卡连柯女弟子“同学们，咱们这个班还叫初二，不叫初一。干吗非让你们留级呢！回家邻居一问，脸往哪儿搁？不就是有些课没学会吗？咱们补上它。大伙儿别伤心，挺起胸膛来！”刘云莲温情地看着眼前这36个学生。他们都是六个班里刷下来的，如今全耷拉着脑袋。凭她三十年的经验，一次留级弄不好就会把孩子们的上进心统统摧毁。此刻他们全都站在人生的悬崖上，不拽一把就跌下去了，拽一把呢？说不定会有奇迹。因此，她接了这个留级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它叫初二（4）班。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心理安慰。要命的是你想教，他还不想学呢。“刘老师，我不想读书了。”“为什么？”“不为什么。我爹妈都同意了，您还管？”“他们怎么跟你说的？”“嗨，这还用问？如今还念什么书呀，挣钱去吧！念出来也没做买卖赚得多。”现在的教师，求学生念书不算，还得求家长让孩子念书。社会上如今赚钱都发了狂，来钱也容易，一个穷教书匠哪有力量同这时尚争夺孩子？但刘云莲不肯撒手。她去找家长：“你们可不敢搅乱他的心思，孩子挺聪明，把他交给我，会学出息的。今后过了晚上七点不回来，准定在我家，你们就放心，我管饭.书得念！”这孩子毕业后考上了热门的北京饭店服务学校学西餐。他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可刘云莲还惋惜地说，他直到最后还有潜力没全挖出来。男孩子心野，她得哄着劝着摁着他们头皮念书。王俭是全班的灾星，从小就有多动症，注意力持续不了十分钟，过了就得吃药镇静。刘云莲把他领回家调教了整整一个寒假，开学后，他终于坐稳了。男生T腿有残疾，同学奚落，爹妈也嫌累赘，他也没了自尊心，整日价混闹，弄不好就被爹妈扒了衣服撵到大街上罚站。刘云莲有回真急了，赶去找家长评理：“这孩子要让你们给毁了的！”“刘老师，您说他还有救吗？我不求别的，只求毕业拿张证书，能混个饭碗，那我就给您磕头啦！”“我也只求你们别再打他，这孩子的前程我包了！”他毕业时考得很好，虽有残疾，终于被一家医院录用为会计······三年后，在全区统考中，这个班总平均达82分，及格率100％，居全校第一，绝大多数学生考入高中或中技。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只是创造这奇迹的人，已经一身都是病了：高血压、冠心病、淋巴结核、眼底硬化。家里还有一个总得她扶着走路的半瞎的丈夫······36个孩子的命运是靠一颗菩萨心肠改变的。然而，这改变需让这颗心挤出她全部的血。这也是一种交换。一旦成交，那心便枯萎了、衰竭了，几乎都转化到那些新的生命里去了······蹬板车的“普希金”“老黄牛”-这个不知究竟是尊崇还是戏谑的雅号、这个凡奖赏时又要顺便朝你屁股上抽一鞭子的浑名，名副其实地落到了他身上。领导和群众都这样喊他，叫他哭笑不得。他就该仅仅是条“牛”吗？他的价值到底是蹬板车的力气还是满肚子的俄文单词呢？不错，他蹬三轮跑在公路上时真能成大段地背诵普希金的《驿站长》。可是，俄语教师孙景珍的确在北京177中学11
蹬了十几年板车。当别人都夹着讲义走向教室时，他蹬上三轮往城外去了。跑通县、跑石景山，满处去找金锑合金硅片，拉回校办工厂来提炼黄金。黄金是真提炼出来了，可他却埋在土里没人来提炼。谁还记得他是一个1964年大学毕业、俄语呱呱叫的中学教师？人们只知道他是总务处的孙保管、食堂里的孙采购、校办厂的“老黄牛”。十几年来，他默畎承受着这命运，上面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没有想过自己个人的价值。哪里知道，妻子竟头一个先嫌起他来了。她是冲着“文化人”才嫁给他的，怎么到头来他居然成了学校里一个打杂的工友？再说她腰有病，发作起来疼得在床上打滚，他却没法请假。待到天黑回家，他已一身臭汗，倒头便睡，想不起来给她端杯喝药的水。她走了，给他扔下两个孩子······牛也是会哭的，哭自己在无边的土地上耕作。却没有收获的权利。更可怜他忘不了普希金和契诃夫。每个星期天他都到书店的架子上寻找他们。俄语教学的书他照旧见一本买一本，即使进口图书展览会上的俄文原版教科书他也不放过，只是那六千多个单词，就象他十几年洒在公路上的汗水，一滴滴快流完了，而书店里那本四十多块钱的大辞典他摸了又摸，至今没勇气去搬它。家里还有两张嘴呢······他到人才交流中心去过。“中小学教师除外”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人家告诉他：有规定，中教五级、小教三级以上不准“出口”。他的嘴蠕动了几下张开了，却哑然失声，他说不清，他究竟还算不算一个教师？十字架下的幽会他站在北京图书馆社科阅览室门外等座号的长蛇阵里。衣着寒酸掩饰不住的学究气使他同周围的青春和时髦颇不和谐，以致让管理员动了恻隐之心，过来要他的工作证，谁知竞是一场尴尬：“对不起，老同志。我还以为······按规定讲师以上才给照顾的。”刘彦成只有苦笑。虽然图书馆书架上有他的著作，他却没有领借书证的资格。布告上分明写着：“下列人员可以办证-有工程师、讲师以上职称者、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中学教员永远摊不上这等恩宠。他多么想和哪位好心的劳模、红旗手通融通融，若有对线装的善本古籍不感兴趣者，是否将那令他垂涎的“殊遇”临时转让一下······他命里注定同一切幸运无缘。出身象烙在他额头的一个罪恶的十字架，无论在部队和大学里都受歧视。只是书香门第的熏陶，叫他即使当了教书匠也苦苦恋着古典文学，一辈子放不下。但他必须把书教得无可挑剔之后才敢忙里偷“闲”去同“情人”幽会。他只好每周一碗炸酱、二十一顿面条，星期天和寒暑假就都花在案头和“北图”的阅览室里。他还惦着千里之外的妻儿。每每在暮色中走出图书馆，还要到电线杆上去细看“对调启事”，去那千百张字条中寻寻觅觅······琉璃厂来了《全唐诗》。他疯了一样天不亮就去排队。总共四套，让他抢了一套，却花去月工资的大半。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他能都买吗？于是不得不抄书。上百万字的《十三经注疏》和《唐宋八大家文选》他竞都抄了几十万字。他又偏不会做省力的文章，只仗着功底深厚，专做古籍的校勘、注释和训诂，每每三五语，默畎百日功，而他的名字常常只在书的序言中被提及。《＜文则＞注释》一书，他花了两年时间查对五百条引文，有时为了一个用典的出处，得把百多卷的书搬来从头翻起，只有这时，一个中学教员的名字才被允许侧身于专职研究人员之列。他与人合作的《南社》一书，64年就付排了，却压了十六年后才出版。他从来不奢望，他只有苦恋······忽一日，学生家长跑来：“刘老师，电线杆子······”十八年的两地分居才结束了。又忽一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邮来一纸公文；“贵校刘彦成同志原是我系1955级文学专门化毕业生，学习成绩优良，有较强科研著述能力，按其实际水平本应分配至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但由于他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被镇压（现证明无大问题，已在为其甄别），又加上对反右斗争及大炼钢铁等有看法，被视为“右倾”，当时对他的分配不够公正······”十字架倒了。他也老了。12
当年部队里的战发，如今已有军、师级的了；当年大学里的同窗，大多也是教授、副教授了。他算哪一级？他还是一个中学教员，而且是注定改变不了的。他只默默把退休前最后几年时日熬完。那时他就解脱了。历史嘲弄了真诚-一位父母官对一代“殉道者”的思考我是教员出身 很熟悉这一代人。五十年代一部分人考上大学没去，还有一部分人是自愿不考留下的，后来还有从大学里分配来的一批，都是百分之百的骨干。他们在“文革”中普遍受冲击，如今头发都白了；仍然清贫。过去是磨难，他们忍辱负重；如今又眼见物欲横流，他们仍不为所动。而今中国有幸，就因这批人还在死心踏地干事业。可是，以后这种人没有了。历史不再造就他们。为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苦恼。我和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但没结果。找不到答案的思索是最痛苦的。现状对我们是一个严峻的警告。中小教队伍不稳定、老化、后继乏人。而我们动员高中生考师范也软弱无力，优秀的肯献身的凤毛麟角。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怎么得了？没人再肯献身，你怪谁呢？问题就出在已经献了身的落了个什么样的结局。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可是如果社会蔑视这种吃亏的人，神圣就消失了。做教师的许多人并不怕累和苦，也不眼红钱财。但唯有一条，他们死活摆脱不了，那就是对学生的爱。除了学生，四大皆空。他们甚至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耐心，不愿再扮演教师这个社会角色。但无论心情多坏，一上讲台就什么都扔掉了，就入境了。这种心态，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需要他们的时候，都来了：有权的、有钱的、作揖的、奉承的。一旦达到目的，就不理睬了。如果社会把他们遗忘了，他们能不伤心吗？他们还剩下什么呢？有件事叫我很感慨。北京人都知道八中有个超智儿童班，不少孩子得了华罗庚金杯奖什么的。那天开表彰大会，各级都来捧场，许多领导、专家去了，我也去了。神童们坐中间，家长和教师分坐两侧。鼓号声中，讲话者一个接一个，都是夸孩子们的，就是没人谈到教师。我就来了条件反射了。轮到我讲，我就几句话：“提议为右边在座的老师和今天没在座的小学教师鼓掌，最值得感谢的是他们。忘了给他们鼓掌，就是无情无义！”下面掌声果然比先头响亮。现在体育界在国际比赛中得了金牌，奖励一直追踪到运动员的母校教师，这是明智的政策，其他战线没有这一条，许多成功者早就忘了他的启蒙人。遗忘和蔑视便引来了惩罚：神圣被亵渎了。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三、师道的陨落灵魂工程师的生存空间“丹心一颗蚕丝吐尽育出满园桃李陋室两间蜡烛燃竭照亮几代新人”-挽特级教师张思恭 北京八中师生赞颂？挽唱？悲歌？还是愤词？两间斗室，总共18平方米住着6口人。那样低矮.伸手摸得着天花板；那样阴冷，终日不见阳光，地面渗得出水；那么简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这就是一位教龄长达四十年的特级教师的生存空间。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三个寒暑，终日伴随他的，是嘈杂，拥挤，是夏日的窒闷和冬夜的寒冷，以及那烟熏油呛的空气。恶劣的环境一天天损害着他的健康。他被肺气肿折磨多年，讲课时常常剧咳不止。越到晚年这折磨越凶。到死他都没能走出这破屋。四年前他走了，死于肺癌。人们说：像张老师这样的特级教师，一辈子没能住上新房子，让活着的人永远不好受！他走了。身后留下了那道可怕的不等式。那不等号连接着两个霄壤之别的值。一端是他的付出，一个硕大而辉煌的数字，所谓“桃李满天下”；另一端则是他所得到的，一个干瘪苍白13
的字码、抑或是一滩灰烬的蜡泪？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精心编织各种五彩缤纷的花环，敬献到这令人战悸的不等式的祭坛上，为它不断涂抹着新的灵光······连张思恭的死也不能使这灵光稍许黯淡一些。它果真还能照亮几代人吗？令人忧心！无独有偶。南方某大都市中，一位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一家八口，只住21平方米。他在患肝癌住院期间，昏迷中还不断哀叫“房子”。弥留之际，家人谎称已分到一套“三室一厅”，他才闭上眼睛，撒手归西······呵，空间。一个人的肉体能需要多少空间呢？但倘若他不止是一只肉鸡或一条沙丁鱼，你就不能只给他一个躯体的空间，把他们堆着摞着。人除了肉体还有精神。精神也是需要空间、而且是比肉体更大的空间才能成活。居移气，养移体。没有精神的空间，人的心首先被挤压。心被窒息了只剩那一躯肉体占着空间还有何用？教师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怎么偏偏他们自个儿的灵魂横竖没个搁置的空档儿？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就能活得那样宽绰自如，而有的偏这般尴尬、窒迫、苦涩呢？无限的空间呵，你既这样吝啬，让这些人的灵魂倍受挤压，怎又同时幻想他们在这挤压中还亮出一个博大的无私的宽厚的胸襟呢？在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基建科分房办公室，负责同志对我说：“国家和上级都很重视解决中小学教师的住房困难。但毕竟是僧多粥少。我区是全市文化密集区，学校多，教师也就多。一百七十多所中学小学幼儿园，教职员工13600人，住房困难户共有六千七百多家，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三平方米的两千五百户，而去年区教育局系统第二轮分房连新带旧只解决了二百多户。困难主要是两大项：资金和地皮。教育口比不得企业，清水衙门，穷家底，国家财力又有限，拨给多少是多少。地皮就更要命了，光安置拆迁户就得赔进60％多的新建房。这两年郊区地皮宽裕些，盖好了房吸引城里教师去，可城里不能放他们走呀。如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走了城里孩子谁教？因此，教师们的困难咱解决不了，有能解决的地方，又不让他们去，真是把他们活活儿憋在这里啦！”走出办公室，我在这院里站了很久没有离去。这里正是我小学母校的旧址，如今早已面目全非。在那大跃进时期，我们上的都是二部制的小学，老师们仅用了相当于全日制四年的学时教会了我们六年的功课。就在这里，我认识了远古的“有巢氏”······也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都让我想起了张老师、傅老师、吕老师······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如今是否也排在那六千七百多家困难户的长长名单里？蜡炬成灰的一代中坚我从你亲人的手中接过这帧遗像，把它立在案头，就这样，在你的目光里，我向人们讲述你的故事-马爱媛老师，我在采访中就从教育局听说你被送进医院了。他们说，你是许多接连倒下去的人当中的一个。我很想找你谈谈，谁知竟去迟了。此刻，你从这张彩照上望着我，笑吟吟的，手里还拿着三支粉笔，可我们已经阴阳隔世。你才四十多岁，你的最后一张照片，看上去还那样充满活力，这是在第一个教师节那天照的，三年还没过完，怎么会呢？听说一年前，你突然胃疼难忍。去找大夫，说是慢性胆囊炎和浅表性胃炎，可吃了药还是疼，剧痛象放射波直刺后背，逼得你要弯腰走路才行。两个班的几何课，一班在本校，一班在分校，往返两三里路，挪每一步都那么艰难。你不是蒋筑英、罗健夫。你太普通了。你拼命想快点治好这病，一趟趟地去哀求大夫：“再给我检查检查行吗？疼得厉害呵······”“疼也没办法。能查的都查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仿佛你故意泡病号似的，而这，让你在校长和同事们关切的目光下很尴尬。又是一节几何课，虚汗渗出衬衫，你疼得哭起来。学生们也哭：“马老师，您别讲了！”他们搬了张椅子来，让你坐着讲。你没法不服从大夫的14
“判决”。你无权证明自己有病。站在四楼窗前，你真想纵身跳下去。跳吧，只需一刹那，就永远解脱了······你偏又往好处想：不是刚刚给教师作过体检？几百人涌进医院，一天功夫全都过了“筛”，报纸上多了一条消息，大伙儿也都自觉平安。也许大夫是对的，忍一忍就过去了。你没权利死。两个孩子还小，爱人又在重点中学，你不能撒手······可深夜疼醒了，你看着他的脸，总说：“要不是为了你们······”也是当大夫的姐姐来了：“你去查查CT吧。”姐姐告诉你，CT能诊断癌肿，但费用昂贵。“作CT？不行。也没必要！”依然是冰冷的声音。你只好自己拿钱，到姐姐的医院去作。两周后，检查结果出来：肝癌后期，已扩散，无法手术。CT成了死亡宣判者。校长赶来了，你欠起身子说：“您看，我是有病。这下好了。查出来就好治了。等治好了，您再给我加点课。”你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躺下来了，只是并不知道是在生命的余光照耀下。你说，我实在太累了，我已经把一生的劲儿都使完了。二十五年里，有十八个春秋你是在远郊区农村中学度过的。一个星期的巴望和四、五小时的颠簸，是你回城看看孩子的代价。真的回城来，教师和主妇两副担子又把你压得喘不过气。长期的奔波劳碌、长期的睡眠不足、长期的营养欠佳、长期的负重过度······爱人带着多少人的牵挂来看你了：他大学里的七十个同学凑了700元、作教研员的同事们凑了300元。不就是几个钱曾经把你挡在医院门外？他们把这一切同病相怜之慨、惋惜悲悯之情、急切希冀之愿都堆到你的床前。他们从你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不能接受你在46岁的诀别。他们害怕你这么早就被推入阴曹地府。他们想拉住你······你却终于走进去了。那洞开的鬼门关，仿佛还在等待下一个。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呢？阳间的人都在恐惧。他们有的老了。有的同你一样，正届壮年却已心力交瘁，健康水平很差。西城区四千多名中学教师里，因病全休者233人，半休者272人，带病工作者205人。就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展览路一小49名教师中竞查出46人有病，其中22人生了肿瘤······十五中学校长说：“我们一百个教师中，就有六十五个病号，大多都是中年。他们长期带病教课，弄不好就晕在讲坛上，病误久了再治也难以挽回。”有研究认为，人类寿命可望达到二百岁。据悉，1986年北京市人口平均寿命已超过70岁。我从西城区教育局人事科那本厚厚的死亡教师名册上却看到：85、86两年该区死亡教师（包括已退休者）的平均寿命为五十几岁，其中未到退休年龄即死亡者占将近一半。你，马老师，并未死于非命，也不是死于误诊。与其说你死于病魔，倒不如说你死于某种堂而皇之的不公平-因了你的死，我才知道了世人大约很少注意的一样蹊跷：公费医疗的三联单是有区别的。企业单位的，医生见了属于放胆开出大方子以求妙手回春之效。企业向国家提供利润，还利于民，天公地道。事业单位的，若是中小学，加盖了学校医务用章，一次方子价格不得超过三元钱，医生也是无奈，他越有良心就越怕给教师看病。怪谁呢？学校不能提供利润，它只是向孩子们注入知识，孩子们把知识带走了。孩子们是它的产品，而且还只是半成品。社会似乎不肯为这些半成品付款。这桩交换在半腰里中断了。在知识的殿堂里兑现常常是不等值的。谁又能说这差别不公平呢，或许只有你这样的死才足以把不公平显示给世人，也未可知。他，一个北京市凤毛麟角的小学特级教师，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党在今年4月22日凌晨，突然挥刀砍伤妻子和女儿，然后坠楼身亡。这桩惨祸在民间不胫而走，四处流传，不久也刮到我们耳朵里，于是立即搁笔前去探访。从某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口中，我们虽然只了解到一些扑朔迷离的现象.却也能够大致勾勒出一代蜡炬成灰者难逃苦境15
的极端的一例-Z老师，你躺在太平间里，已经五十多天了。你的死讯，象晴天里一个炸雷，叫人们惊骇得至今魂魄不定，至今难以置信：象你这样精明强干、通情达理的人，正在事业一帆风顺不可限量的旺火头上，怎么会突然如此惨烈地自己毁灭自己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同事们说。你是一个从来不肯认输的人。为了探索一条调动学生能力的办学路子，你敞开教室大门，欢迎大家都来听你讲课，任人评价。你要向人们证明、小学教师可以不靠演戏作假也能把课讲活。那时候，有几个人敢这样大胆？那分明是把自己暴露到大庭广众之下，直面各种挑剔和诘难、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的。听课的人从区里扩展到市里：又从市里扩展到全国.常常教室里挤不下，窗外都站满了人。你把门向全国敞开了。你越讲越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你成功了。各地慕名涌来的人把校园变成了熙攘闹市，人们记录你的教案，整理你的课堂教学纪实，给你录像。叫你带徒弟，一带就是17个。你一切都不能拒绝，包括上面给你的那些荣誉–特级教师、市教育工会委员、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等等。你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切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在盛名和荣誉的背后，你必须靠超负荷的辛劳和比辛劳更费力的周旋、平衡、应酬来支撑。你得恭敬地承认所有上司都是你的伯乐。你用教书博得的声望，要用处理人事关系的八面玲珑来维持。一方面是无数人来求你传经，另一方面你又得向无数人作揖。你在“两条战线”上挣扎。终于，你的精神承受不了了。你的同事们已经说不清楚，你的神经是何时出毛病的。他们说，今年元旦后你跌了一交就开始反常了。妻子回忆说，你常常从梦里惊醒。你告诉她，近来你好几次瞧见已经去世的姥姥和妈妈来看你。人们都把这看作玩笑。后来，你在夜里又总觉得阳台上有个人影。可周围没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可怕的征兆。你在惊恐之余照样还得天天开门讲课。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决不会因为你的意愿而丝毫改变。我想，你当时一定会在心底里哀求它停一下，可那是办不到的。你开始出现头疼，作了一次CT检查，发现前额里面有淤血，区里和学校的领导都很着急，让你休息治病。可过完寒假你又要上班，误了几天课你就象犯了多大错误似的内疚。不出一个礼拜，你便越发的反常起来，以致终于无可挽回地极速走向崩溃······人们多么不愿意向我描述你最后的惨状呵！你先是怀疑十几年来和你相濡以沫的妻子要谋害你，你不肯吃她给你做的饭，不喝家里的开水。继而你又怀疑姑姑、姐姐和全家人都要谋害你。最后，你把共事多年的校长也打进了“谋害集团”。我一直想去请教精神科医生：一个获得很多荣誉的人如此疑心被人迫害，应当怎样解释？你在家里到处搜索窃听器。你把壶里的水碱、墙上的烟油、草根花瓣都当成“谋害证据”装进一只书包整天背着。你还背着一口铝锅来学校煮水喝，否则就喝自来水。你形容枯槁、神情恍惚，两手抖个不停。明白的人说你精神已经趋向分裂了，某些压根不懂得世上有精神病而只知道世人有思想问题的人，诲人不倦地天天跟你谈话做“思想工作”。你便在这样的“治疗”下注定在劫难逃了。可怜的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懂得怎样救你。人们会培养你、使用你、抬举你.享受你挣来的荣誉和当你伯乐的愉悦 却不知道你被疯魔攫住后如何把你抢出来。于是：你便在疯魔使出的巫术支配下，演了一出人间悲剧·····你留给这个世界让人们去分析、总结、讨论乃至反思的东西太多了。记得加缪曾说过：清醒的自杀，乃是承认生活是不值得的。你临死前是疯狂的，不清醒的。但你是怎样从理智和清醒走到最后这一步来的呢？虽然这个问题如今大约是很难弄清、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弄清它了。你在活着的时候.没法把这一切痛苦向人们解释得清，最后就只有把痛苦以最强烈的方式留给人们去品味和咀嚼了。我们依然愿意对你说一声：安息吧，Z老师。这个世界没有权利责备你，虽然它不会隆重地安葬你，评价你。但每一个体验到你的痛苦的人，都会把你安葬在心底的。他从小深信自己就是一块教书的材料，却偏偏在任教二十五年后。以年过半百之身跳出了中学。他痛苦地向我诉说着一种人生的失败感-16
跳出来了，再回头看一眼，恍然如梦。下这决心很难，但有比这更难受的事，心也就横了。我自己都奇怪，干了大半辈子，临老了，竟终于忍受不了。我同教育的缘份真的就尽了吗？我从小念私塾，读“人之初，性本善”。别人家拿钱来读，我家境苦，给先生捉鸟虫、上小市买菜，才换得书读。那时只迷着跟先生学东西，最佩服先生，觉得当教书先生最神气。解放后才进小学。读四年级就得做小先生，帮助老师教低年级的同学。我干得可上劲了，觉得自己就是同教书有缘份，要不，中学里怎么就爱给《辅导员》杂志写稿，大学又读了师范？可是，后来真的当了教师，而且足足干了二十五年才明白，我原不该是这教书的命。教师做人太难了。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都得身体力行。我不是什么优秀教师，但我也得按最严格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我没体罚过学生，没托学生办过一件私事，没图过学生半点好处，年年教高三，把心都掏给他们了。可到头来我落着什么了呢？学生考上大学了，家长夸孩子聪明；考不上就怨老师教得不好。你都得默畎忍着。近两年，连学生也常常瞧不起老师，看到有的学生那股做劲儿，我真受不了。可受不了又怎么着？人家毕业出去甭管干啥，都比你挣得多、比你活得舒坦、比你神气，你穷教书匠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位邻居，过去耽误了学业，想参加自学考试奔文凭，来求我。我想咱就是教书的，“诲人不倦”是本份，哪能推？凡是她需要的材料我都给她找来，还把教案给她看；后来她女儿考高中、亲戚考大学，也找我，我都一一尽心去办，不敢马虎半分。我们当教师的，在如今“学历卡死人”的时候，就怕耽误人家的前程，恨不得替他们去挣一个。可结果呢？由于一点锅碗瓢勺之间也难免有的碰撞，她就翻脸不认人，冷言冷语说：“你不就是个中学教师吗？有什么了不起！”是啊，我们是没什么了不起。可我们也不都.是窝囊废，好象甭管多苦多累都是该着的、都不值得尊重。这口气说什么我也吞不下去。我要向他们证明，教师这一行里是藏龙卧虎的！如果干别的，照样呱呱叫。小时候同我一块儿练字的伙伴有的已经成名，我教了25年书，长进不大。一生气我就重操旧业，居然也在书法比赛中获了奖，人家就把我调出去了。最后我就想说一句，韩愈在《杂说》中曾经讲过，市之良马若被当作一般马对待，它会连一般的马都不如。它受不了。第二次跳龙门的人跟在蜡炬成灰的一代背后的，是怎样的一代呢？他们之中有些人，跨进中学任教之前，曾在那扇大铁门外犹豫徬徨；进来后，面对重重无法解决的困难，果然令他们灰心，他们便另谋出路，决定想尽办法跳出这扇大铁门，如果说考大学时他们跳过一次龙门的话，那么如今又得咬紧牙关再跳它一回！奇怪吗？难以置信吗？绝对错了吗？倘若你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进来的，便会觉得挺顺理成章的了。这得从师范院校的毕业分配说起。四载虽非寒窗，却也晨读暮诵、春耕秋耘、爽言豪气、秘情私语。待一日日挨近“大限”，分手在即，竞纷争蜂起，乌眼鸡似地厮斗起来。同窗四年，一朝反目，争的什么？躲的什么？我在采访中偶得某师院82级一个毕业生追记当年情景的一篇文字，题为《生死搏斗般的毕业分配》他说不过是写来解闷儿的，现在让我们拣来，用在这里-那些日子，至今想起来肝儿颤！大伙儿全都眼红了。过去烟酒不分的铁哥们儿掰啦，卿卿我我热乎了几年的相好吹啦，平日里最革命最含蓄的主儿也赤膊上阵啦，老实疙瘩榆木脑袋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也都鬼了精了伶牙利齿啦！全系一百来人有一百多个肚子 一百多个肚子里有一千多条蛔虫，但九九归一都打着一个主意：想法把别人踹到中学去，自个儿逃出来。其实能逃出去几个？“暗渡陈仓”只有两条栈道：考研究生和留校。前一条道，崎岖小径，蹦不过几个去，绝大多数只有望其项背的份儿。留校属于第一轮争夺战，全系经过一番厮杀，十几17
个获胜者几乎清一色是党员，败阵众辈愤愤然呼之为“分配先锋队”。第二轮争夺更加较劲儿。大鱼跑了捞虾米。掐不者头茬嫩尖掐二茬。横竖是当孩子王，留城总比到农村教书弧百倍。老蔫儿这小子早就算计到这一者。自打入学第一天起，就宣布爹妈双双有病，身边离不了端茶倒水的，天天骑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回家去住。四年过去了，他没沾过宿舍的床。到这节骨儿上，他乐了。一米八的大小伙子成了全班无可争议的“困难户”，第一个确定留城。蛐蛐儿和黑蹦筋上下铺睡了四年，吃饭都不分饭票，也算得上“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语千金重”。冷不丁传出一个信儿，他俩得有一个分到郊区，顿时象劈过来一斧子，黑蹦筋跺脚搬出去了。蛐蛐儿不吭不哈，悄悄往班主任那儿递上一张证明：本人从小跟姥姥过，最近姥姥遭了车祸，需要留城照顾。黑蹦筋傻了，又则又骂。老為儿和蛐蛐儿的招术，令大伙儿叫悔不迭。一时间，父亲病危、母亲癌症、奶奶骨折、爷爷半瘫，纷纷“报警”。俗话说：锣鼓长了没好戏。戳破了彤戏人儿这层纸，大伙儿全都瞎忙-班立任锁上家门走亲戚去了。架不住还有更绝的。大菊子突然宣布爹妈离婚，她和弟弟各归一方，成了独生子女，轻而易举便把本来有条件留城的胖妞挤到郊区。胖妞哭成泪人儿，女生私下议论：不知离婚是真是假？反正已经是鸡毛菲菜难辨，大伙儿都哄吧。忽传出婚配者也可照顾，于是学校旁边的街道办事处热闹非凡，大伙儿饥不择食地拽一个挎着胳膊就去排队登记。独生子歪猴儿乘火打劫，把垂涎已久的假西施从秀才手里抢了过来。假西施全校闻名的美人儿，此刻也泪洒相思地，扔下颇有才气定情多年的秀才去了。谁让他爹妈在郊区呢！乱哄哄半年过去了。每个人学到的东西都比书本上多。末了作鸟兽散。据西城区教育局对高考改革后四年内分来的大学生的情况调查，来自二十所大专院校的三百八十多人中，不安心工作的占13％，调出教育口的已达四分之一。宣武区五年里分来的大学生已走了近三分之一，崇文区也走了近四分之一。这些弃教而去者二次跳龙门一般都是四部曲：先是好好干，争考研究生；不让考就泡病号、磨洋工；泡不过就到课堂上睛讲乱吹，跟学生逗闷子玩，再不行就干脆不辞而别了。有一位我们的同行，在某专业报做副刊部主任，就是一年多前从丰台某中学不辞而别的。谈起此事，他便感慨万端：“我是通过考试招聘到这里来的，没走后门。别人考取了都能录取，就因为我是中学教师，学校卡住不放，只好不辞而别。我是在一个期末走的，没耽误学生的功课。和我一块儿分来的大学生，已经有四个人这样做了，都被学校除了名。“刚分到中学时，心里窝火，但并不厌恶。这个学校生源素质差，能考上大学的很少。教师也是颠来倒去折磨一本教材，给自己和学生的发挥余地都不大。因此做教师混日子并不难，我教过语文、历史，也教过外语，让我教啥都能对付。可干了两年多，我就觉得好像站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过来个零件车它一刀就行，都能及格就算完成任务。一有这感觉，就干不下去了。想着一辈子要耗在这上头，非常害怕，于是拚命想跳出去，可又走不脱。“最初没意识到会被除名的。知道了，心里挺难受，但想想人一生能干事的岁月就那么20年，也值得。我为了找到自己喜爱的新闻工作，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档案至今还在街道上。”那些分到郊区去的师范生，是这一代里境遇最差因而也折腾得最厉害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们中的幸运者。他在城里不断接到那班同学的新消息，听说我写教师，每每当作谈资来同我消遣一番：“今儿见老程那小子了，他说他前一段接连考了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中央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好几家新闻单位，屡考屡中，学校愣是不放。他说他都快急疯了。“听他说，王毅这家伙敢干，干脆辞职啦。回城里到处给人代课去；找不到代课的，他就上火车站扛大个，赚了钱满处旅游去，真滋润。前阵子风靡漂流，他还上长江漂流队报名去，人家嫌他是散兵游勇，不要。18
“刘海那两口子回不来，天天在家里打架。今天男的找书记，明儿女的找校长。头头们受不了轮番折腾，让刘海立张字据，放他老婆回城了。女的前脚刚走，刘海就四处活动，据说花了不少钱，也回来啦！“李维那小子更绝。别人就敢弄张医院证明：粉尘过敏，慢性咽炎、站立性骨关节炎等等去磨缠领导。他不。他四处游说，八方活动，也不知使的什么迷魂阵，让学校党支部闹起矛盾来。这倒好，不用他费劲，人家作揖请他走。怕别处不肯接收，还给他鉴定上天花乱坠一通美言，好歹把他撵回城来了。“剩下就苦了那些没路子不会折腾的主儿，在那里苦熬。心里窝火没处泻，备不住出事。分到矿区中学的老周，平时就好摆弄拳脚，有回在长途汽车上遇上几个流氓滋事，看不过去。一时性起用水果刀捅死了一个，判了死缓，发配新疆，最近听说他去那儿给劳改犯教书呢。“也有憋急了搞曲线回城的，壮胆支援西北，两年后重返北京。我们班女生方玲玩儿更悬的，凭着一嘴日语，不知怎么挂上个日本留学生，要他领出去留学。那日本人八成是＇正想瞌睡塞过来一个枕头＇，满嘴答应。谁知一回国就杳无音信了，倒给她撇下了一个混血儿。“反正呀，跳出来的哪个都比过去混得好。有当处长的、报社副主编的；有做经理常去香港溜溜的，也有成万元户的；还有写小说的、搞书法的、大学教书的、出国留学的，等等。他们那会一共毕业一百七十多人，掐指算算，如今还留在中学的，也就只剩七、八十人了。”不下“金蛋”的母鸡及其饥饿198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题为《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的读者来信，作者是山东益都二中教师刘沂生。信中写道：“这几年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动员学生报考农、林、水、矿及师范院校。说实在的，学生的志愿是衡量广大群众好恶、以及哪些行业得到人们尊重的一杆秤，而且是一杆相当灵敏、相当准确的秤······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总占招生名额的一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它说明，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提高。”这封信竟立刻产生了意识不到的重大反响。几乎就在第三天，9月4日，中央领导作了重要批示。三个多月后，新华通讯社发出通稿-“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接受本社记者访问的时候非常高兴地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关怀和研究教师的问题，教师工作将逐步成为社会最使人羡慕的职业之一！＇”这则新闻第一次向全国披露了中央领导9月4日批示后三个多月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的落实措施，其主要内容，《人民日报》以醒目的黑体字赫然标在题头：工资：明年元旦开始给中小学教师以较大增加住房：地方为主国家补助筹集中小学住房资金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敬教师风尚在形成这，可以说是自五七年知识分子逐步沦入“臭老九”境地以来、也是拨乱反正以来令中小学教师最兴奋也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次福音。他们等了它已经快三十年了。这福音自然带来希望，带来鼓舞。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福音的真正实现谈何容易！国家财政困难，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还有一个照顾左邻右舍的平衡问题······等等，他们当然也都知道。“眼下呀，中小学教师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还悬哪！”她带着一丝苦笑对我们说。她是某师范大学专门研究教育科学的专家。她自己在五十年代为普通教育而牺牲了上大学的机会。“理论上是非常尊重的，但一具体到现实里，中学教师中无大学学历者，不承认你是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就更有争议了。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全国人代会对此呼吁也很强烈。现在要我们搞教师法草案，就碰到一个怎么计算和估量教师劳动价值的问题。它究竟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还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从一方面看，教师翻来复去老教一本书，久而久之就成了教书匠；但从19
另一方面看，教无定法，再好的教材没有教师也白费，全靠教师的数学艺术才能转化为学生的能力。教师的劳动凝结、物化在学生的能力当中，长期处于一种潜在形态；而当这些学生一批又一批成为工人、农民、医生、工程师、作家、科学家以后并大量创造财富时，教师的劳动同这些具有社会现实价值的成果已经离得很远，隔了一层。有人计算，一个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生所用的知识总量中，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仅占25％左右。教师只有借助他人的成果才能实现其价值。那么，教师劳动的这种特殊性，社会是否应当承认？教师应不应该特殊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特殊，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吁特殊政策，比如工资高一级、实行补贴、给予特殊评价和称号等等。可是，这样一来，社会其它职业就有意见，医生、清道夫、售货员，谁不特殊？谁不艰苦？谁贡献不大？社会就害怕失去平衡，于是只好牺牲教师的利益。而这样一来，势必又会导致教师的积极性受挫伤，为了维持局面，学校就得向社会搞“利益均沾＇，一手抓分，一手抓钱，甚至利用家长的关系谋点好处，把教育这崇高的东西亵渎了。教师难以维持自己的职业道德，是一个很深刻的悲剧。他们说：班主任津贴只有八块钱，日均一个学生七厘，管一个学生还不如去看一辆自行车，我情愿每月倒找你八块钱也不当这个“孩子王＇！”教育是只母鸡。这个概念似乎来自日本。那岛国在二次大战后的绝境中仍未忽视中小学普通教育，这在后来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他们称之为“金蛋作用”的奇迹。母鸡出毛病了便下不了金蛋。中国的母鸡究竟得了什么病？我们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缸里米不多，人还不够吃，舍不得喂它，只弄些谷糠对付它，自然没蛋。关于教育落后与财政困难这对二难命题，太复杂，我们无力探究，只是从一些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仿佛意会到这只母鸡原本是能多吃到几粒米的。有位权威人士几年前曾发表过这样的谈话：由于我们过去三十年来教育和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欠帐太多 越穷办教育越少，教育办得越少就越穷。只有全党和全社会重视和支持教育，才能把这种恶性循环逐步转为良性循环。欠帐欠多少？现在中央对教育和经济的关系这些规律认识比较明确。小平同志讲，实现四化，科学是关锭，教育是基础。但这个精神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 理解、接受。往往安排计划，总是先考虑工程，剩下多少钱，再给教育；往往一遇到灾荒和困难，首先拿教育经费来救灾。日本人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工业。我们是倒过来。我们还没有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工资太低，斯文扫地啊！世界银行派代表团来考察对中国的贷款，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这么低的工资怎么能办好教育？可是我们同人家谈判时，最初提的各个项目，没有教育方面的，人家说，你们怎么不提教育？人的资源开发是最重要的。后来人家把教育摆在优先援助地位，列为第一个项目。我们要等人家来给我们上课。其实，母鸡早就饿得等不及了。它自己到处啄米，也不管谁高兴不高兴。我们忽然联想到一个久违的名词：曲线。“曲线救国”，自是早已臭名昭彰。如今，教育却在“曲线”救自己。竞有效益。北京第八中学里升起一群耀眼的童星：杨植滨，从80年起开始观测、收集哈雷慧星资料，写成一篇颇得天文学家好评的论文；徐菁，这女孩独自翻译了四万字的《三十九级台阶》；马跃，设计绘制了23张名为“希望之星”的奥运村系列设计图；蔡轶春，初一女生，1986年全国青少年华罗庚金杯赛北京市一等奖获得者；李兵，小伙子在市化学协会上宣读了两篇化学论文并进行了答辨；严谨，绘画作品在国际上获中国奥林匹克奖；李吴，这个少儿班的小男孩夺走了86年计算机竞赛一等奖······可谁能相信，这些“神童”居然都产生在同一所中学里呢。但，这是事实。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校长陶祖伟有个“财神爷”。这“财神爷”并不是哪位财政局长，20
而是他那个年利润达47万（学校实得20万）的校办工厂。靠这笔钱，他可以给班主任18元津贴，陪早读的再加七、八元早点费；任课教师另有课时补贴、教案补贴、超工作量补贴、实验或作业补贴，等等；他还用这笔钱促使教师多办各种课外小组，每带一个小组活动一次，他付给二至五元报酬，于是，这所中学竟有八门选修课：生物医学、形式逻辑、美学基础、古诗词选讲，自然科学方法论、高级英语、初级日语、近代生物学概论，还有管理学、电子琴、京剧昆曲、书法、图画等五十多个活动小组。兴旺如此，陶校长仍有神通不逮之处：住房。他们几个领导常揣些钱，到“拥挤户”家里去转转，退出门来，当场核计，塞几张“大团结”给寒舍中的教师，虽不济事，也是一点安慰，每每令老师热泪盈眶。他还忍痛把学校操场割让出一半，给教育局盖周转房，盼着分点房子。别人都很羡慕八中，可陶校长对我们说：“我不过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挣扎。”三里河小学校长邢佩芸1977年来这个学校当家时，差点儿没落到武训的境地，她四处化缘磕头，算她交上好运，从科学院弄来一批本钱，办了一所工厂，每年也有15万的进项。老师们第一回领到大把票子，竟全校都扯儿带女奔百货大楼去了，她看者差点儿哭出来。有个老教师得了癌症，注射一种外国进口的针还能维持，但要一百多元一支，过去想都不敢想，她叫医院尽管用，让他多活了一个礼拜，才算觉得没有愧对他。为了这，她又想到活着的，花八万块搞了一个食堂，中午包伙，一人两个菜。她还给退休了的每人订了半斤奶。邢佩芸赚到了一点钱，就仿佛拼命要用这钱向老师们赎回什么来。她是替谁去赎呢？五年级语文课里，讲到宜兴一处名胜，又触痛了邢佩芸那根筋：老师整天给学生讲名山大川，自己却一辈子没见过，没见过大海，没见过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于是，年年暑假里她领者老师们去青岛、承德、北戴河。她还跟校办工厂厂长王英伟商量：要让老师们坐一回飞机。末了，她激动地向我们喊道：“四化需要教师，教师需要什么？如果我们不仅在口头上高喊教师光荣，而且在对教师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实行高要求的同时，在生活福利上也能给予切实保证，高工资、高报酬，那谁还能瞧不起这一行！”丰台。北京12中。五层实验大楼。门厅正中是一个微型喷水池。几盆黄洋和天冬草，伴着一池澄澈的清水。满壁淡黄色的暖调子，纤尘不染，恬静安谧。头三层全部是物理、化学和生物教学配置的多种实验室、仪器室、准备室、供应室和标本室。四层里外语视听室、语音室和一个演播控制室。五楼里美术馆、电脑馆、阅览室和图书资料库，拥有500种杂志和一百张座位。顶楼平台还有一座天文馆······八十年代了，一座五层楼有何稀罕？可也许我们看熟了中学那种破桌旧椅、四壁斑驳的景况，竟觉得这楼犹如宫殿一般辉煌。能考上这所中学的孩子，有多福气！如今它的高考升学虽也是全市数得者的，谁能相信它在1978年以前还是一所非重点里中间偏下的“收底儿”中学？它的发迹，最初也是靠同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塑料制品和参茸药材加工，经历了任何一所校办工厂都走过的产、供、销的磨难历程，最后竞有每年纯利百万元以上的赚头，象人参鹿茸似的源源灌进往昔干瘪羸弱的肌体，没几年便丰腴红润、容光焕发了。再加上社会的资助，它几乎一年盖一座楼，五层学生宿舍楼、三层生活服务楼、实验楼，又为教师买了几十套单元宿舍，每年还拿得出千儿八百奖学金，颇有点财大气粗哩。“我还要盖个体育馆呢，一层是游泳池，二层是健身房，投资350万。”管行政的副校长赵新华对我们透露说。“这些年我昏天黑地地跑产供销，一个个钢蹦儿往里挣，又抓基建，跑材料，同施工队磨嘴皮子，一个个钢蹦儿往回抠，仗着还年轻，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不过，我是师范出身，大学里学中文的。如今干的全是同教书不沾边儿的营生。再过若干年，如果教育走上正轨了，我大概就得失业啦。”他忽然有点黯然神伤。我们却还沉浸在他的事业的耀眼光彩中，仿佛看到了教育自救的一缕微明的希望之光······然而，这希望之光并不能普照天下，而且对一些学校来说，也许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21
有关教育领导部门郑重向我们阐明：校办工厂虽然解决问题，但终非长策。学校的社会职能毕竟不能同时兼顾教育和生产两项，社会也不能要求它这样做。一手抓分，一手抓钱是出于无奈，它怎能不影响教学？况且，并不是所有中小学都能抓得来钱的。成功的只是少数。现在已经有政策规定，不允许占用教学设施办其它事情了。这也很有道理。然则，母鸡的饲料问题究竟何以解决？尾声：报复将在何时？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由此引发了一场教育大改革。国会组织的以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为首的委员会在对美国教育质量进行调查后发现，美国中学生的数理化和外语水平低于苏联。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说：如果掉以轻心，美国跟苏联军备竞赛的成败，将不取决于洲际导弹的多少，而取决于中小学教师和实验室的多少。第二年，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一项国防教育法案，用联邦政府拨款的形式促进教育改革。1962年的日本文部省发表的教育白皮书声称：1905年到1960年间，日本用于人的资源开发投资，比物的开发投资多十六倍。这使得他们在战后只用了大约60亿美元引进了上万种新的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很快超过美国和西欧。然而在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导致工业部门同教育争夺人才，教师出现“外流”。可是在1979年，日本国会第27届会议通过了著名的“确保人才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要高于一般国家公务人员。世界的此强彼弱，武力的消长，贸易的角逐，科学技术的较量，最终都归结为一个教育的竞争-这是历史的结论。近二百年来，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而在穷国，以珍贵的有限财力，无论是用于发展工业，还是用于教育，是用在培养少数英才人物上，还是用在扫盲和普通教育上，在今天都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中国还背着一个比任何国家都要沉重的包袱：人口压力。它可能将导致文盲大军波及几代人。就在今天，全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而美国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且不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还正在无情地把一大批人重新变成文盲或半文盲。今天，当我们还必须同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愚昧作斗争的时候，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已经走向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了。历史仿佛遗忘了我们。可这个星球无法遗忘我们。“那些正在走向知识和力量的顶峰的国家，怎能不对这个行星上还有愚昧的一大片区域感到担心，甚至苦恼呢？”在地球这艘被悲观的西方人称为“拥挤、危险的宇航船”上，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民族将是一个怎样的境遇呢？无论我们的忧虑还是人家的忧虑都在折磨整个人类。我们曾经是优秀的。因为我们曾经很神圣。呵，古老的神圣，你还能再传递我们一程吗？1987年夏 草于北京22
